王海波是中興通訊的知識產權總監。在電子行業的知識產權領域工作的近12年里，他已經記不清究竟參與處理了多少起涉及中興通訊的知識產權訴訟案了。
“現在整個通訊產業硝煙彌漫，到處是戰爭。”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新舊勢力更迭，新勢力遭遇舊勢力的強力阻擊，這是歷史規律，而我們身處其中。”
信息技術產業在知識產權領域陷入混戰的局面，舊勢力如諾基亞、愛立信、索尼等，不斷以領跑者自居，向后來者索要“買路錢”，而新勢力如中國的華為和中興通訊等，則不憚威脅，不斷沖破原有的藩籬。
新勢力擴張的最原始方式，就是盡一切可能擴大專利技術的持有量。
2012年3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剛公布的2011年全球專利申請榜單上，中興通訊憑借2826件PCT國際專利一舉超越擁有2463件專利的日本松下，躍居全球企業國際專利申請量第一位。
但有意思的是，這足以拿出來對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大書特書的榜單，在王海波眼里卻有另一種解讀：對一個公司來說中長期投入產出的平衡永遠要考慮，而申請專利是要花錢的。全球化的專利布局，是為了經濟安全和經營考慮的。
“對于企業來說，我們不關心知識產權宏觀制度的社會化，在法律框架之內，知識產權無關道德，而是企業發展壯大的商業工具。”他說。
反訴第一戰
從3月開始，在深圳科技南路的中興研發樓里，知識產權項目經理的吳殿清終于可以恢復到準點上下班的工作狀態了。
這是一場歷時11個月的專利訴訟案。去年4月愛立信在中興的歐洲手機銷售重鎮——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分別起訴中興通訊侵犯其數項專利權。今年2月雙方握手言和，同意相互撤銷針對對方的所有專利侵權訴訟，并簽署了全球范圍內的專利交叉許可。
“這是第一個如此大規模的反訴案子。我當時覺得很興奮。”吳殿清告訴本報記者。
實際上這也是國內電子通信企業反訴老牌跨國企業專利侵權并且最終雙方言和的第一案。在獲悉成為被告的第一時間，中興通訊當下就決定在中國提出反訴。在此之前，中國企業只有不斷當被告、疲于應訴的份兒。
吳殿清表示，做出反訴決定考慮了如下原因：一是中興對中國市場和法律環境更為熟悉，而去國外反訴成本高；愛立信不可能不要中國市場。中興訴稱愛立信在這里侵犯其基礎專利，是“打蛇打七寸”。
與此同時，4月份華為在德國、法國、匈牙利起訴中興通訊侵犯了華為的數據卡和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LTE）專利。同樣地，中興通訊快速做出反應，在中國對華為提起反訴。
同時被兩家國內外企業起訴，當時中興通訊在輿論上受到了很大壓力，被質疑為不遵守游戲規則。但在吳殿清看來，這就是商業工具的運用：“現在企業濫用知識產權的程度比以前高了。通訊行業就是個大蛋糕，一塊唐僧肉，一堆人過來吃。”
最終跟愛立信還是回到了談判桌前。“經過這事兒后，我可以說，在中國市場上，我們對知識產權的積累、對沖能力和反訴能力，不懼怕任何一家業內競爭對手。”吳殿清說。
從“隨機”到“布局”
從新世紀之初不得不向高通公司交專利費，到現在的反訴順利和解，王海波覺得中興對于知識產權的認識發展之路，和目前的國際大牌企業都不一樣。
王海波最初加入中興的團隊是法務部的知識產權科。“當時我們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做專利申請，考核的指標，就是今天挖掘了多少個‘案源’。”王海波們要與研發人員溝通，建立私人關系，配合完成一個專利申請。
這種“隨機式的專利申請”表明，企業對于知識產權還沒有戰略布局。高通乘機而入，要求中興通訊支付CDMA等一系列專利許可費。按照王海波的話說，中興通訊當時被高通“經營”了一把。
2002年10月，王海波開始負責公司的知識產權戰略規劃。規劃在次年實施，中興從單純的專利申請擴展到知識產權的版權、商標等領域。直到2004年，“專利布局”的概念才提上議事日程。這一時期的中興通訊悄悄積累了大量的知識產權資產，而國際對手對此反應遲鈍。王海波說：“這是中興的一個相對平穩的內在生長階段。”
2007年，中興通訊的知識產權資產已經積累了龐大的體量，“專利經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有這么多專利了，當然要進行管理了，獲取這么多資產是有成本的；其次，智力成果是應該得到尊重的，而不是束之高閣。”
此時知識產權的團隊在悄悄擴大，從原先的十幾人增加到超過100人。各個研發部門中都有專利工程師，主導和推進專利技術的發現與申報。中興提倡全流程的知識產權資產管理，覆蓋從市場研發開始到最后專利價值的應用。
僅一年后，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這使得國際電子通信巨頭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隨后這些壓力又通過專利訴訟直接轉嫁到了像中興通訊這類國際市場的后來者身上。
專利許可、交叉授權、專利訴訟和貿易戰，中興通訊的知識產權部門壓力陡然上升。在2006年，中興終端決定盛裝參展德國漢諾威國際通信展，開展前一天，展臺的手機即被德國海關沒收，原因是一家專利代理機構稱中興專利侵權。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NPE開始瞄上這家新型企業，在各種技術細節上千方百計收取專利費用。直到今天，這樣的戰爭還在繼續。
背后的商業考量
專利混戰的背后，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全球性難題：電信行業要求互聯互通，這意味著一個統一的標準，即私有的專利變成了公用的必要和基礎，而后來者根本無法繞開；另一方面，電信設備技術高度密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都不能獨善其身。
這使得電信企業早就撕去道德的面紗。專利申請、布局和訴訟中的商業考量，業內心知肚明。
對于王海波的團隊來說，商戰從內部專利評估階段就開始了。
“即便一項新的研發技術很好，但和公司主營業務發展無關，就需要慎重評估進行專利申請的必要性。如果某一個算法申請了專利，不但達不到保護的目的，反而會將技術公開，這時也沒有必要申請。”王海波說，而如果有些產品針對大塊發達市場，那么申請專利就顯得尤為必要。
對于可以申請專利的核心技術，他們小心翼翼地進行全方位布局。吳殿清和研發人員的交流過程，通常都是啟發他們延伸自己的專利技術，比如本來僅僅在某一個部件增加的降噪裝置，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應用等。
“我們需要對核心技術進行專利布局，通常是在其周圍申請一定數量的專利，形成必要的專利組合。”吳殿清表示，這樣做的好處很多：保護核心專利；迷惑對手，增加了對手專利被判無效的可能。
中興目前在LTE、智能終端和云計算等未來關鍵技術領域方面，貫徹著這樣的布局理念。
“在商業利益上，中興每一個申請的專利都有存在的價值。”王海波表示，“無論是用來消耗對手成本，還是防御性地申請專利，都是有目的性的，沒有真正所謂的‘垃圾專利’。”
這種專利布局的商戰思維已經完全融入了中興的血液，甚至在還沒有立足的美國市場，其專利部署已經開始。
掌握技術話語權是專利全球布局的目標。“未來我們的海外布局會一直持續下去，尤其在歐美戰略市場，投入的專利資源十分豐厚。當然，每個10萬人民幣起板的專利申請高額成本，會讓我們更注重海外專利戰略，挑最有價值的專利去申請。”王海波表示。
